代孕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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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好孕:当我们讨论“代孕”时讨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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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3月的时候,珊珊的孩子就能从乌克兰回来了,现在这个孩子还在代孕妈妈的肚子里,可能当看到她关于代孕之旅的纪实之后,我们会沉浸在这段经历中,随之衍生出更多疑问——那些离你很遥远、而且社会上还不普及的、关于代孕的事。

  珊珊在文章中也提到,因为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目前在国内代孕还属于非法行为,而为了能让孩子以合法的形式,有尊严的诞生,于是她选择到法律允许的乌克兰。无独有偶,这样的事件已经屡见不鲜,我们随时可以在网络、在身边的听闻中知晓那些新奇、却充满争议的故事,然而在简单的故事背后,对于“代孕”,还有多少是我们不知道的?

  代孕市场需求逐年增长

  接好孕:当我们讨论“代孕”时讨论什么

  不孕不育人群的需求是构成代孕的主要市场。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 年前的2.5%-3% 攀升到近12%-15% 左右,患者人数超过4000万,且在未来5年后这个人数会超过7700万。

  虽然目前并无确凿的数据统计显示国内有多少人因为不孕不育需要借助代孕完成生育梦想的,但据中介机构称,因为这方面的原因上门拜访的占大多数,他们其中不乏因为女方年龄大、卵巢功能无法排出优质卵子或者子宫环境不允许孕育的夫妇。

  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落地,这一市场将被进一步激活,但由于目前国内代孕市场还处于地下状态,二胎政策的理论与具体实施存在着非常大的矛盾,当辅助生殖技术能够给予这些不孕家庭带来希望的同时,也还存在着法律与伦理的重重考验。

  接好孕:当我们讨论“代孕”时讨论什么

  在考虑代孕是否合法化的时候,最先被思考的的是代孕对于整个传统生育观念和社会道德的冲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传统生育观念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生育文化和生育行为,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心理演化过程中,这种生育行为逐渐在世代民众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并被实践。

  不能否认的是,拥有血缘关系且是从母体中生育出的后代对社会的发展、血统的延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代孕的出现扰乱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并引起极大的讨论——关于母职是否能够用金钱转移。

  女权主义者吕频在《代孕:令人焦虑的母职交易?》一文中指出,代孕的本质是一种母职交易,在现有的父权秩序下,女性的“无偿母职”早已构成一种剥削行为,底层女性在市场中提供的“有酬母职”更是一种剥削。

  这样的观点是基于作者对女权的长期关注和思考,现阶段也越来越多学者呼吁对妇女生育应给予更多关怀和价值补偿。可是在作者认为的神圣母职面前,既担忧一味地觉得女性就该生儿育女的观念是对女性自我的束缚,又担忧代孕能解放一部分女性生育困境的同时,是对另一部分底层女性价值的剥削。这样的矛盾始终是在天平两端的自我拉扯,并且在现实社会中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平等,只能在社会的健全医疗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减轻弱势群体的伤害和提供支持的机会

  代孕的法律困局遵循社会发展

  对于代孕的法律监管,在全球范围内目前有三种模式:完全禁止、政府监管和私法自治。

  根据界面新闻统计发现,在国际上,共有17个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11个国家允许非商业代孕,9个国家同时允许商业和非商业代孕,其余的大部分国家对代孕没有明确的立法。

  接好孕:当我们讨论“代孕”时讨论什么

  早在今年2月,《人民日报》登出一篇《生不出二孩真烦恼》的文章,就讨论了“代孕是否可放开”,其官方微博也发起一项“代孕合法化,你支持吗”的调查,指出在开放二胎政策后,代孕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孕不育夫妻、失独家庭的一线希望。调查结果显示,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不支持“代孕合法化”。一周后,国家卫计委出面表态,称“我国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违法违规行为”,然而关于这一话题的公共讨论并未停止。

  “代孕作为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允许有这样的技术存在,不等于允许使用这项技术。”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陆志安介绍:“这样规定与法律并不矛盾,本来一项技术的使用就要考虑到该技术实施后的直接后果和带来的社会后果。”

  所以从综合层面来看,法律并不是冰冷和不近人情的,尽管代孕是不孕不育、失独家庭的希望,但是法律要考虑到的还有整个社会的秩序和舆论的压力,就目前而言,代孕带来的伦理和管理问题是国内的体制和政策所不能承载的。

  特殊人群应该享有人类的生育权

  接好孕:当我们讨论“代孕”时讨论什么

  支持代孕者则更多站在女性生育权的角度上进行讨论。关于生育权的群体大体可以分为:独身女性、同性恋和不孕夫妇,这些群体在生育方面的特殊性均存在争议。

  对于独身女性来说,生育政策不再是影响她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权衡。尤其对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在拥有事业和个人追求的同时,已经不愿意去将就着结婚和为生育放弃自己的事业。但就国内的法律而言,即使通过海外试管代孕的方式生育的小孩,也将面临着落户困难和法律承认的压力。

  对同性恋群体来说,代孕是她们唯一能获得后代延续的途径。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媒体的吱声,近些年,同性恋人群已逐渐被许多发达国家接受并依法保护。在美国,政府不仅为同性人群提供了平等的法律权利,包括婚姻、医疗等等,更人性化的为同性友人制定了合法生育自己宝宝的法律政策。但是目前在中国,同性恋群体的生育权在法律上并没有被许可,因此代孕对他们来说则有更多障碍。

  对于不孕夫妇来说,代孕存在的意义是为更多人所允许的。这些不孕夫妇有因为上世纪9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而错过生育二胎的机遇,也有因为事故和疾病造成中年丧子的失独家庭,更有因为自身身体情况产生不孕的人群。国内目前能提供的辅助生殖技术是远远不能满足这些人群的特殊需求的,代孕则成为他们的唯一希望。

  海外合法代孕是解决需求的有效途径

  中国目前明令禁止代孕,不少人赴海外代孕,那么国外的情况如何呢?根据辅助生殖机构嘉颐好孕和国际在线新闻中心的资料显示,像法国、瑞士、德国等,从开始便立法禁止代孕;而允许代孕的国家有比利时、荷兰、丹麦、美国、柬埔寨、乌克兰等,这些国家有的已经形成产业链,有相当完善的医疗和服务体系。

  接好孕:当我们讨论“代孕”时讨论什么

  早些年印度一度成为“代孕天堂”,从2002年宣布商业代孕为合法行为到2016年期间,商业代孕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滥用子宫、损害妇女生育权的现象,因此印度法律在增加代孕的门槛,逐步禁止商业代孕。

  对于不被看好的代孕行业来说,美国许多州不仅允许商业代孕,而且在法律上还承认并且保护这一举措,比如在德克萨斯州允许合法夫妻进行代孕,在加利福尼亚州更是开放到不需要合法夫妻证明也能进行代孕。美国合理合法合规的代孕操作流程使得社会社会舆论接受程度高,是有能力负担较高昂费用的人群的选择。

  另一个要提及的代孕国家是乌克兰,乌克兰代孕是合法并且在法律中规定了代孕出生的小孩归属权的问题,乌克兰《家庭法》第123章1-3条写道:“当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夫妻的胚胎植入另外一个女性的体内时,孩子的父母为该对夫妇。”因为乌克兰国家对代孕的政策干预,包括说需要是合法夫妻、未患乙肝的不孕夫妻才能此项辅助生殖技术,因此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和较高的性价比是许多海外人士的首要选择。

  上述提及的这些国家均是目前法律允许的,但代孕的合法性是存在变动的,会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党派之争的政策做调整。

  比如东南亚国家是全球商业代孕的主要地区之一,近年来,尼泊尔、泰国等国家相继立法禁止代孕,很多代孕公司转移到柬埔寨。而随着国内涌现大量的代孕机构后,一度造成伦理与社会的混乱局面,为了对代孕行业进行整顿,2016年10月,柬埔寨出台限制商业代孕的政策法规,另很多机构措手不及。而今年4月,柬埔寨王国政府又推出“临时出境政策”允许代孕,这样的变动一方面是党派之争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在不断摸索规范代孕行业的道路。

  “代孕”一词并不是恶魔,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和代孕的需求是在社会发展下的产物,在最开始时都是善意的行为。只有当有些人利用了不孕不育人群对孕育、对生命的渴求而从中谋取暴利、采取不合规的操作时,才被冠以负面的形象。对于代孕,如果一味禁止,只会迫使它走入地下,未来代孕的趋势想必会在国家的法律和管理能够允许时适当开放代孕准入,也为更多家庭带来新生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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